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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医学鼻祖汪机

新安医学鼻祖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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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机(1463—1539),字省之,号石山,世居祁城朴墅。名列明朝四大名医之一,《明史方技传》载:“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大可、常熟缪希雍,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汪机是 “固本培元”流派和新安医学的理论奠基人,被称为新安医学的最杰出代表人物。

 

弃儒悬壶,王道神医

 

汪机先祖为越国公汪华长子、朗州法曹汪建的后人。传到第四代汪璹时,才迁居新安祁门的石山坞。元代时,其祖又从石山坞迁居到南面朴墅(今祁门县城朴里一带)。后人因为他家曾在石山坞居住,故尊称汪机为石山居士。查阅《祁门朴墅汪氏通宗世谱》可知,汪机为迁居朴墅支派的第七代。李汛在《石山居士汪机传》中,对汪机的生平家世有过详细的记载。

汪机家祖上几代都有医名,据李镜山《汪石山传略》说,汪机从小学习《春秋》儒家经典,一如常人想通过科举光耀门庭,但多次科考成绩都不理想,遂在其父的开导下,豁然醒悟,将科举功名抛弃一旁,一心一意学习钻研医著医术,走向悬壶济世之路。另据《中国医学大辞典》记载:“汪乃儒生……因母病呕,遂究心医学,凡歧黄②仓扁③诸书,靡不探讨,异症奇疾,治之无不中……”遂远近闻名,岁无虚日。

汪机母亲患头痛呕吐病十几年了,经汪机施治用药后,病彻底好了,不再头痛呕吐。父亲晚年3次身染重疴,也是汪机一次次治愈。汪机的父亲十分欣慰地说道“你有如此高明的医术,名利权势还有什么值得羡慕呢?”

这之后,汪机更加刻苦钻研医术,诊断治病百发百中,自然远近闻名,声名显赫。每天求诊请他去看病的,门庭若市,络绎不绝。只要有病人求诊,汪机都是随请随到。对无法救治的病人,汪机直言相告从不隐瞒。对可以治愈的病人,他竭尽全力救治,有时甚至为了治病,以至于废寝忘食。他生性耿直,刚直不阿,从不趋炎附势,对那些权势压人、傲慢无礼的王公贵人,汪机拒绝前去。久而久之,找他看病求治的人越来越多,请他出诊治疗的地方越来越广。

汪机注重医德,“不可轻人之生死”,“对病人竭力治之,至忘寝食”。嘉靖年间,祁城瘟疫流行,一城之内,死亡相继,哭声载道。汪机倾已之资,购备药饵置大锅大缸于自家门口,让百姓盛药施治,终于控制了瘟疫蔓延,活人不可胜数。祁门昔日留传着赞颂汪机的歌谣:“有病求石山,下针便平安。贵贱皆一样,有病照开方”。

汪机一生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其从事于医,殆四十余载。凡病家之所求者,因脉制方,随投即效,从游之士,得于目击者,即手录之,以为成法。……夫病之见于石山也,如饥者得食而充,渴者得饮而解,溺者得援之而登巅,危者得扶持之而安,盖医之王道也。”

汪机远溯《内》、《难》、《伤寒》,近法东垣、丹溪诸家,师古而不泥,其证治特色之要点是注重调补气血,既师承丹溪的“阴血易亏难成”、“气血冲和,万病不生”等论述,又信奉东垣的“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所由生”之学说,师之而不泥,善撷精华,融会贯通,灵活运用,诸多裁化,药随证转,用药精审,自成法度。

汪机精于望诊、切脉,注重望闻问切,擅用人参、黄芪。其曾言:“然儒有定理,而医无定法,病情万变,难守一宗”。临证强调四诊合参,“亦有病脉不相应者,变出百端,而难一一尽凭于脉……望、闻、问、切,医之不可缺也!”“若只凭脉而不问症,未免以寒为热,以表为里,以用为阳,颠倒错乱,而夭人寿。”(汪机《矫世惑脉论》)。并提出了“良医”的标准和要求:“且医之良者,亦不专于善诊一节,……举止不妄,存心而忠厚,以言而纯笃,察病详审,处方精专,兼此数者谓之良矣。”(汪机《矫世惑脉论》)汪机一生博学笃行,言行一致,他是这么说,也是如此实践一生的。关于汪机治病的一些典型病例、药方、效验和奇闻趣事,都详细记载在《石山医案》等书中。

明代祁门人李汛曾为汪机作传,名为《石山居士汪机传》。本来古人作传惜字如金,不知是不是因为李汛深为汪机医术折服之故,他在这篇文章中不吝笔墨,大量抄录了《石山医案》中所记的众多汪机诊案,生动而详尽地介绍了汪机的通神医技。

汪机医术超凡脱俗,高人一筹,一般医生无法治逾的痼疾在他这里可妙手回春,如传中记述,歙县人罗斯聪肚胀之病,到处寻医都治不好。后来请汪机医治。汪机诊断说:“这病要补”,为其开药方。许多人怀疑这是气不能补,汪机解释道:“这是很世俗的看法,气虚不补,痞积没办法消除。内经说:塞,因塞用正,治此病之法也。”服药后,病果然治愈了。罗斯聪的弟弟斯俊咳嗽却很少有痰,声音嘶哑且有时咯血。汪机为其诊断后,说:“此肺脾肾三者的病。如同秋阳燥烈,热则伤肺,加上劳累疲倦又伤脾。脾如同肺的母亲,母亲病了小孩就失去乳汁滋养;女色伤肾,肾又如同是肺的子女,子女病了必然要从母亲那里取气来维持,所以肺就更加虚弱。治疗的办法应当清暑益气例增减之。”有人不解,问道:“《明医杂著》上讲,凡是生病气喘咳血、肺受火邪误用人参的,基本上无法救治。看你的药方里用人参,这又是什么原因?”汪机解释说:“医者意也,医生治病要先弄明道理。不能只拘泥于古人言语而不知道变化,如此这般怎么能行医治病呢?人参虽然是温补,但掺杂在酸苦甘寒的药物当中,不仅无害,相反会起到很好的功效,放心去用吧。”病人听了汪机解释,高兴地说:“不是熟能生巧融会贯通,怎能做到如此呢。”便执意按照汪机的药方抓药煎服,果然服药后一个多月,病全好了。而九江钞厂的郑希大,得了反胃病,每当吃过饭后,时间稍长便涌出,又是嚼又是咽但就是吐不出。有的医生当作气治,也有的作为痰治,还有的作为寒治,都没有效果。汪机诊其脉,皆缓弱稍弦,便说道:“这不是气不是痰也不是寒,而是肝凌脾的病。经书中说,能合脉色则万全,你面青性急肝木厉害,脉缓而弱脾土虚啊。”遂用药以泄气逆,服药1个多月后病愈。

汪机治诊断如神,最为神奇是可知病人生死,不差分毫。如传记中说有一个姓汪的人,年龄才20多岁,有一天,他换上崭新整齐的衣服准备外出。汪机瞅他一会儿说:“某时你会生病。”并且写在一块小的楮木片上,交给他,意思是劝他不要外出。那人不以为然,自认为不会有事。后来,果然在汪机说的时间内一病不起。还有一个人叫李春,17岁那年秋天有小病发作,汪机诊其脉后,说:“脉危呵!”春不以为然,另请医生把病治好了,却全身生疮痍。十月间汪机前往,还特地询问他的病情,李春表示病全好了,言辞中尚有责怪汪机之前的诊断不够精准之意。汪机再次替他诊脉,并告诉他,春天来时不吉利。后来,第二年的立春,果然病亡。再如孙杲,年纪20多岁,生病咳嗽呕血出虚汗,有时肠鸣作泄,午后发热。请汪机前往诊治,诊脉细数无复伦次,因此对他家人说:“《难经》说七传,逆经传也。最初因为肾水涸竭是肾有毛病,肾的毛病传到心脏,所以发热;而夜晚心邪传到肺部,所以咳嗽而出虚汗;肺部的毛病传到了肝,故两肋痛而气堵;肝的毛病传到了脾,所以肠鸣且泄;脾的毛病又回到了肾部,而肾再也无法承受了。如今病情如此,恐怕生命维持不会超过半个月了。”果然还不到半个月,病人就去世了。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传记最后,李汛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医术,是多么神奇啊!对于所有病症的诊治,都是要灵活变化,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没有固定的药方和方法。医术的如此精妙,如果不是天人合一、精通自然规律,又怎可以操执人们生死权柄呢!对汪机可谓推崇备至。

 

建营卫理论,创培元流派

 

汪机所处的年代为明朝中期,当时的医学界推崇张(仲景)、朱(丹溪),有“外感宗仲景,杂病法丹溪”之说。汪机宗于丹溪而不泥于丹溪,源于丹溪而不囿于丹溪经。他在传扬丹溪之学的同时,悉心钻研《内经》、《难经》和《伤寒》,并得到父亲汪渭的家传。汪渭对李东垣、朱丹溪诸书,研读颇有心得。汪机认为,“东垣主升阳补气,丹溪主滋阴降火”,各人临症不同,所以立论有别。他又说“病当升阳,治法则从东垣;病应滋阴,治法则从丹溪,不可南北异宜而不化”。医人临床,当因证设法,灵活运用,不能死搬硬套。他在《石山医案》中,突出丹溪之论,变通丹溪之法,又把朱李学术思想融为一炉,其“营卫论”即是这种融合创造的结晶。

“营卫”,中医指人体的营气、卫气,营与卫均为饮食水谷之气所化。营气为水谷化生的精气,属阴,主血,行于脉中,有运行血液与滋养脏腑、组织的作用;卫气为水谷化生的悍气(形容卫气弥散力强),属阳,主气,行于脉外,有温养皮肤、腠理、肌肉、司汗孔开合与卫护肌表等作用。营、卫二气,散布全身,内外相贯,运行不息,对人体起着滋养和护卫作用。

早于“营卫论”之前,《黄帝内经》中的《灵枢·营卫生会》、《素问·生气通天论》诸篇就谈及了营卫。《内经》对营卫的生化过程、循环规律、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方面阐述较详,而对营卫阴阳属性,论述却较少。“营卫论”对此作了阐发。汪机认为,人身有卫气和营气的区别。分而言之,如果营阴不能禀承卫气之阳,便不能营昼夜,利关节。古人在“营”字下加一“气”字,可见卫固为阳,营亦属阳;阳是此气,阴何尝不是此气?所以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本同一气。若固执地以营为卫之配,营属于纯阴,则孤阴不长,便不能营养于脏腑。汪机提出了“舍卫补营”的观点。他认为,朱丹溪说的“阴有余”是就卫气而言,“阴不足”是就营气而言。因此,他主张“卫气固无待于补”,要补就补营气。因为,营气者水谷之精气,入于脉内,与息数呼应,此即所谓阴气,不能无盈虚,不能不补。既然“营之气也谓之阳,此气或虚或盈,虚而不补,则气愈虚怯矣”。况人于日常之间,不免劳而气耗,悲而气消,恐而气下,怒而气上,思而气结,喜而气缓,如此种种,皆伤气也。而日受数伤,则气虚;虚而不补,气何由行?所以汪机十分强调补营中之气,简而言之,就叫“补营”。

汪机根据自已40余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一套用参、芪的“补营”方法和理论。他说:“阴之不足者,补之以味。参、芪味甘,非补阴而何?阳之不足者,温之以气,参、芪气温,又能补阳。可见参、芪不惟补阳,而亦补阴。”汪机认为营卫二气皆借脾胃水谷而生,脾胃喜温而恶寒,脾胃有伤,非籍甘温之气不能补,参、芪味甘性温,为补脾胃圣药,脾胃无伤,营卫便有所资,元气有所助,邪即不治而自除。

明人江编过一本《名医类案》,其中收录汪机治验196例中,以参、芪为剂的就有125例,占64%。汪机往往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配伍,对烦闷恶食者、中脘胀满者、咳嗽吐血者、阴虚腹痛者、吐泻身黄者、甚至身热谵语者、面赤呕泄者均用参、芪,达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汪机的“营卫论”,反对不分场合地滥用苦寒,倡用甘温,填补了前人养阴理论的不足,形成了“补气即是补阴”的独特学术见解。这不仅发展了丹溪的养阴理论,而且对明代温补学派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为“培元固本”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汪机师崇金元丹溪、东垣之学,但在学术上尊古而不泥古,既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又注重医学实践,在实践中辩证论治,提出了以“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治疗思想。“营卫”论、“培元固本”论,形成了汪机善用参芪的用药特色。用参芪治妇科病,也是汪机的拿手好戏。汪机擅用参芪,不是出于偏好,而是出于需要。他的这一用药方法,为后世新安医学家所循的“诸病顾护脾胃”的医风奠定了基础。

培元固本,或曰“固本培元”, 是汪机又一重要学术思想。实际上就是调摄人体生机阴阳、培护生命元本以康复疾病,这一根本思想对现代医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汪机认为,参芪所补之气就是“元气”,是肾中先天之一气所化,所以有人把汪机对营卫一气的独特见解,及善用参芪的医疗方法,称为“培元”。汪机的这一医学创举非同一般,之后,在新安医学界形成了以补营气、调气血、培护元气的一种学术流派,后人称之为“培元派”。“培元派”后来又发展成为“固本培元派”。新安医学虽源远流长,但在明代嘉靖以前它只是中华医学长河里的一支涓涓细流,如新安波涌,钱塘潮兴,新安医学流派的崛起兴盛,实当始于“培元派”。

自汪机而后,由培元而固本;自程以降由固本而培元。固本与培元是“固本培元”发展应用的必然趋势。正如吴谦⑤所言,“后天之气得先天之气则生生不息;先天之气得后天之气始化化无穷。”中医药之于杂病,甚或是疑难绝症,在漫长的临证实践中,历炼出“固本培元”的治法,由理论探索、实践检验,以至于数百年来无数医家的反复应用,共同切磋,从而形成这一难能可贵的共识,这是明清乃至近代医学史上的一大创造发明,历经四百余年代代相传不衰,足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和强大生命力。

“固本培元”学派的源流,可以上溯到朱丹溪和李东垣的学说,在“金元四大家” 的基础上,它的形成与发展,与现代医学免疫学、网状内皮系统、体液学、营养学及基因学形成了接轨的趋势。这种以调摄人体生机阴阳、培护生命元本以康复疾病的学术思想,大大地拓展了“杂病法丹溪”的治疗思路,改变了历来在难治病症方面治不如法的局面,使明清以来囿于“金元四大家”观点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这一流派对浙江的赵献可、张景岳,江苏的李中梓等哲人的学术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后来的歙县的吴正纶、吴天士、张世茂、吴澄、程杏轩,休宁的汪护、孙一奎、汪文绮;黟县的黄古潭;祁门的汪宦、徐春甫、陈桷等新安医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均有直接的影响。

自鼻祖汪机之后,“培元固本” 流派主要有汪副护、黄古潭、孙一奎、吴正纶等人。汪副护再传屯溪程明卿,黄古潭再传休宁的孙一奎,孙一奎又传婺源汪甘节、潘士梧、查道立,休宁程铨、徐景寄、余煌、及孙泰来、孙朋来等人。其后,尚有歙县人张柏、休宁汪文绮、歙县吴鉴泉等,均重在温补培护元本。他们源于丹溪、东垣,而又别于李、朱之学,于新安医学中自成固本培元之一派。

汪副护,字天相,明代休宁城西人,生卒年月不详。少攻儒学,后师从汪机,习医,精医学,宗东垣学说,专以扶元气为主,因改号培元。平生乐善好施,曾用医药筹资于四域通衢建筑凉亭,便利行人憩歇。《休宁县志》称其“行医四十余年,全活甚众”。著有《试效集成》等书行世。

孙一奎(1520—1600),字文垣,休宁人,早年经商,后弃贾师从汪机门人黄古潭专研医学,故为汪机再传弟子,又远游湘、赣、江、浙等地,遍访名师,择善而从,博采所长,治病能决生死,曾任太医院御医,名噪一时。

孙一奎反对徒以方书为捷径,认为未有不读书而能为医者也,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医以通变称良,而执方则泥”。其治病,“首重明证”,不拘一法。孙一奎曾在家乡休宁一带行医,其医术高超,一生治愈不少疑难重证,深受群众爱戴。有一农妇。因产后失调,患了阴脱(子宫下垂)之病,家人请来当地的妇科医生诊治,医生切脉后,说道:“此病不难治,但要服一百贴补中益气汤,且每剂需用人参五钱,病方可愈。”病人作难了,“吾家无隔夜粮,身无御寒衣,何以卖人参?看来病也只好听天由命了。”说来也巧,当时孙一奎路过此地,得知这一情况,便仔细诊视病人病情后,当场严词责备了这位医生不顾病家困难,而强人所难的做法,随即用一单方为其治疗。孙一奎让家人备2斤韭菜,煎取浓汁入盆中,再将一块2斤左右石灰块,投入盆中,待石灰溶解时发出“咝咝”声一过,便滤去灰渣,让病妇乘热坐盆上,先熏后洗,同时用韭菜擦患部。连续3日,病情明显好转,复治两疗程,病渐康复。当地百姓闻知此事,大家都很佩服孙一奎的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并称治愈之病所用处方为:“赛百贴人参汤。”

孙一奎独有建树的学术思想,在于阐论命门、三焦,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他受到《难经》有关论述以及《易经》哲学思想的影响启示,认为“五行异质,四时异气,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皆不能离乎太极。人在大气中,亦万物中一物尔,故亦具此太极之理也”。他还对孙思邈的“易医同源”学说进行了深入阐发,从“命门动气”和“三焦相火”两个方面,对中医理论作了突出贡献。孙氏对阴阳、宗气、营气、卫气、三焦、包络、命门、相火等理论颇多发挥,他以命门为动气之所系,三焦为原气之别使,火为生生不息之机,而宗、营、卫、原之别,统关人身阴阳两气,而益以正气为宗,故注重正气之补,而倡“生命之运动在于气”。他认为人是“以气而形”的,气化之根在元气。又指出,元气即“肾间动气”,也是命门;并强调“命门乃两肾中间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又说:“人与天地生生不息者,皆一气之流行欤!”所以自号“生生子”,并特别喜欢用人参、黄芪。他的“命门图说”,在《医旨绪余》中阐述宗气营气卫气、以及三焦等理论,将培元派的学术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

孙一奎撰有《赤水玄珠》30卷等著名医书 ,对日本、朝鲜的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汪宦,字子良,号心谷,又号寅谷。祁门县城人,居三迁堂。幼从兄汪宇习儒,后弃儒学医。汪宦性颖敏,博闻强记,医学大进。徽、太、宁、池、景德镇一带皆闻道而趋之。著有《统属诊法》、《医学质疑》、《证治要略》等医著行世。徐春甫师其学,亦曾授医于余午亭⑥。其以症论脉,曾曰:“有火则元气虽损而犹有根基,无火则元气衰败根基无存。尝观痰火之症,喘息身热,身凉者乃元气衰而不能运肌肤。凡遇此症,须防有变,速以参、芪补元气药救之。”汪氏惜元气,重根本,而擅用参、芪。

汪文绮,字蕴谷,清代休宁鹤山里人。所著《杂症会心录》,文笔流畅,论理精要,所载诸方,十之六、七皆有人参。

吴正伦,字子叙,号春岩,明代歙县人。精于医,著《脉症治方》等行世,至其裔孙吴楚,字天士,临证用药,多从培补治本,吴氏世家所谓:“用温补而验者十之五六”。

张柏,字世茂,明代歙县人。临证施剂,“大概主参、术补法,而随时定方”(见《兰溪县志》)。

吴澄字鉴泉,号师朗,清代歙县岭南人。嗜《易》,遂以《易》通医,著《不居集》50卷,于虚损大有发明,十分注重顾护脾阴,推崇“托法”。所拟益营内托散、脾阴煎诸方,均用人参。盖人参“得气药则补气,得血药则补血,消药则消,散药则散,行药则行,止药则止,用得其宜,无不应手。”斯论与汪机的补营气、用参芪之论可谓是一脉相承。

徐春甫,字汝元,号东皋,明代祁门人,授太医院官,其医学巨著《古今医统大全》100卷,乃我国现存十大医学全书之最早者,仅《老老余编》所列186首方剂,脾胃方有69首,100首食疗方,余为脾肾方,投参、芪、术者无计。

以上诸家,自汪机以降,治症均重在温补培元,尤以应用人参著称,以至影响苏、浙、皖等地医家,产生临床盛用人参之风气。

 

辛勤耕耘,医著宏富

 

汪机年逾古稀仍手不停披,潜心精研,五十七岁著书,笔耕不辍,朝究暮绎,以致于废寝忘食,一生共著有《医学原理》、《本草会编》、《医读》、《运气易览》、《续素问钞》、《外科理例》、《痘疹理辨》、《伤寒选录》、《内经补注》、《订补脉诀刊误》、《针灸问对》、《推求师意》、《石山医案》等13部著作,共有76卷之多。

从前民间所传的朱文公跋郭长阳的医书《脉诀》,不是王叔和的医书,而是后人假冒其名得以传世。王叔和所辑的医书为《脉经》。当时,还没有歌括。戴启宗⑦深以为病,因集诸书之论评,正于歌括之下,名曰《脉诀刊误》。后汪机编撰《补订脉诀刊误》二卷,在书的自序中,汪机言:“予始闻是书于歙之旧家,彼视为秘典,不轻以示人。予备重赀,不远数百里,往拜其门,手录以归。然而传写既久,未免脱误,予于是补其缺而正其讹。又取诸家脉书要语,及予所撰矫世惑脉论,附录于后,以扩《刊误》未尽之旨,诚珍家之至要也。用刻之以惠久远,且使是书不至于湮没也。自今而后,学者得见是书,而用其心,则歌括之谬,一览可见矣。噫!使天下后世,举得以由于正道,而不惑于曲学。”明嘉靖二年(1523)首刻,时石山63岁。为了后学者不致于为《脉诀》所惑,汪机往返数百里之路途,自备重金求书抄录,并将戴启宗(思恭)的《脉诀刊误》和名家的脉诀要语、自已撰写《矫世惑脉论》一并付梓刊印,以正本清源,使后学者一目了然,由此可见汪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后人认真负责的可贵精神品质。

嘉靖九年(1530)冬,天气特别反常暖和,痘灾盛行,而死者过半。为了使许多此病患者得到很好医治,汪机探索群书,将之前的医书中有关治疗痘疮的文章,编纂成《痘治理辨》一书,以便医家查阅参考治疗,避免突遇此病而慌忙失措。此书以诸家所论,列之于前,而以魏君之说,辨之于后,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皆然,不复为其所惑矣。通过刊印发布,使更多的医生能依法施治,让更多病患者免死于非命而普救众生。

嘉靖十一年(1532) ,汪机编著《针炙问对》,共3卷,前有程序。以问答形式阐述了针炙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上中二卷论针法,下卷论述炙法及经络俞穴,书中思想及主要观点,多本自《内经》等书。而对金、元以后的各种针炙学说则持批判或否定态度,并严厉遣责了一些医生随意片面夸大针炙治病效果的不负责态度。

《伤寒选录》8卷,编撰时汪机已年过70高龄。此书之前汪机已完成初稿,却因年事已高,加之眼睛不济,故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有一次汪机与门下弟子陈桷、和溪(今祁北六都)程讨论伤寒病的治疗时,汪机拿出之前的书稿,两人见此言书稿形成不易,花了许多心血和精力,表示一定把它整理出来,以实现老师心愿。于是汪机将书稿交付二人,《伤寒选录》备取诸家之说,而选其近于理者,靡不悉录,历时3年而终成。

根据数十年临症经验,汪机在医著中,提出了“新感温病”说,“有不因冬伤于寒而病温者,此特春温之温,可谓春温,此新感之温病也。”补前人之未备,为后世医家所公认。

《石山医案》,共3卷,为汪机生平重要代表作,影响最大。

时年汪机66岁。由汪机弟子陈桷执笔,将弟子周臣、许忠记载的汪机临床治验医案进行整理,每卷医案略分门类汇辑而成。《石山医案》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汪机的医学成就,最为后世所推崇。汪机认为“徒泥陈言,而不知变,乌足以言医。”因此其病案俱能体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灵活多变,圆机活法,能取各家之长而不拘泥于成方,立论比较倾向于朱震享(即朱丹溪),在诊法上重视四诊合参,尤长于脉诊与望诊。

自宋金以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行于南,河间《原病式》、《宣明论方》行于北。《局方》多温燥之药,河间主泻火之说,其流弊亦适相等。元代朱震亨始矫《局方》之偏,通河间之复,而补阴之说出焉!王氏(王纶)《明医杂著》,株守丹溪,至于过用苦寒,汪机对此撰文予以批驳。文章就附在《石山医案》的后面,从中可见汪机因证处方,非拘泥一格者矣。书中还有汪机所写的其父汪渭行状文、李汛所作《石山居士汪机传》,以备之后的医家参考。

汪机的医学成就,主要在于他将李东垣的“补土派”和朱丹溪的“滋阴派”的医学思想结合起来,提出“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医学思想,从而开创了新安医学的“培元派”先河。《石山医案》为后人继承、研究汪机医学思想和用药特色留下了珍贵资料。此书第一个提出了“固本培元”学说,一举奠定了新安医学的理论根基,清人称:“汪机开创了新安医学派之先河”。

从上述的一些医著的自序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汪机编著医著的本意和初衷,正如其所言的“可以事亲,可以养生,可以活人”,集中体现了其不图名利,不求闻达,仁者博爱,志存高远,济世救人的人生远大志向抱负和医学思想理念。故后人不仅称其为“王道医师”、“卢扁再生”,还称之为“一代之伟人”,可见时人和后人对汪机的医术、人品和功德的推崇和无限敬仰之情。

 

礼和先儒,君子之风

 

汪机性情恬淡,谦和节俭,甘守穷庐,不求闻达。宁为礼屈,勿为势拘。不喜欢奢侈排场,不讲究衣食,有古代君子之风范,重信义,言必行,践必果。平时粗茶淡饭,生活节俭,却每每以大义为重,视百金轻如羽毛,把钱财看得很淡。他的弟弟汪柱,客死在广东海徼,他嘱咐儿子汪炅前往广东,将其弟的灵柩运回故士安葬,儿子历经艰辛,百费周折才得以完成,钱财花费不菲,但他却一句也没问开销数目,只是要求儿子把事情办好,不要在意花钱多少。

远祖的墓地被人家占去后,他率众人收复回来,花了许多钱财也不在乎。族人打算建造宗祠,预算要花费的钱财不少于600两银子,大家都感到困难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汪机得知后,便自告奋勇带头捐款,数目达总数的五分之一,以解决建造宗祠的资金困难。他说,“尊宗敬祖,怎能怜惜钱财呢!”于是大家争相捐款捐物,纷纷出工出劳,很快宗祠便建成了。

汪机为人和蔼,平易近人,家庭和睦,其乐融融,人们都愿意跟随在他身旁。每当家中有婚丧嫁娶祭祀等一些活动,他要求家人要一并依照家族的礼节规矩操办,对帮忙的佣工佃人等人员都有赏赐。他告诫儿子及弟子们说:“不论做什么事,都要义字当先,不能背离一个‘义’字。”

嘉靖十年(1531),年近古稀的汪机为自已的画像题曰:“睹兹厥像,藐焉寒微,其容和粹,其貌清癯。心存仁术,主好儒书,颠已垂白,手不停披。平居不敢干名而犯义,交际不敢口是而心违。事求免于流俗,礼求和于先儒。谦约节俭,乐易疏愚。不求闻达,甘守穷庐。宁为礼屈,勿为势拘。不知我者,谓我狂妄,其知我者,谓我坦夷。噫,愿我所行,未必尽和于道,然造次克念,唯求无愧于心欤!”

汪机高足陈桷忆其师云:“舜颜贝齿,玉质丹唇。襟度吞云梦之泽,英迈盖苍梧之云。学足以溯河洛之趣,医足以逼岐黄之真。出入造化,弛张鬼神。栖情于烟霞泉石,却步于云路鹏程。激励之论,足以回狂澜于既倒。回天之术,曾以极夭扎于同人。庙算神谟,余盖得之万一。生死肉骨,迨不知其几人。蓍蔡之德未艾,乔松之寿方臻。是盖卢扁之能契其妙,而其摩诘之能状其亲也与?”

在率溪书院,程文杰书道:“(汪机)貌古心明,言和行固。咀英华以充日用之强,耻奔竞而却云霄之步。学以为己是图,医以济人为务。居穷不失其自然,处变不失于常度。所以为一代之伟人,起四方之敬慕。”

高徒名医,桃李芬芳

汪机名列明代四大名医之一,开创了“新安医学派之先河”,不仅医术神奇,医著宏富,是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的鼻祖,而且培育了不少高徒名医,可谓是桃李芬芳满天下。汪机的亲传弟子有祁门人陈桷、周臣、许忠、程,黟县人黄古潭,休宁人汪副护等,明清两朝的新安名医休宁人程明斋、孙一奎、汪文绮,歙县人吴正纶、张柏、吴澄、程文囿及孙朋来、泰来、余煌等均师从其学,且成就斐然。其中汪副护、孙一奎前文已经提及,陈桷本书另有传记,再此简介一下他的另外几位著名弟子。

黄古潭,黟县人,生卒年月不详。少攻儒,精通四书五经。后因家境贫困而弃儒习医,拜汪机门下,精研医学。治病救人,每有超人之见。某妇郁结经闭,诸医皆谓有孕,用安胎药,吐酸反甚,黄以补肺泻肝之剂而愈。休宁孙一奎承其传。

吴洋,歙县岩寺人。据汪道昆《太函集》载:先世为目痹医,家藏医书,吴洋自小刻苦诵读,中夜不辍,同业或不能句,洋独能成诵如流。闻不学易,无以知阴阳,则从博士诸生受易;不学针炙,无以明经络,则从浙江凌氏学针;闻常山杨氏主伤寒,则东游受业于杨氏;闻祁门汪机主补中,其术倾郡,则西游受业机。当时医界受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王纶《明医杂著》影响,“袭滋阴为雷同,视参芪不鸩毒”。吴洋持论务实察寒热虚实,乌头附子太黄芒硝随寒热所宜大胆使用,于虚证则重用参芪。他形象地把中气比作水,“水不足则舟不行,非参芪不能足之。其将焉济足,则逆流可溯,顺流可沿,欲热则热,欲寒则寒,蔑不济矣。”可谓得汪机之学精髓。吴洋有子吴桥、孙文仲、和仲传其业。

汪椿,字仲龄,歙县唐模人。据许承尧《歙事闲谭》言:其父名社育,字养德,号菜庵,而善治囿。椿从父业,又学于祁门汪机,卓著治效。著有《本宗谱》10卷,及《颐斋医案》、《医学先知》、《八法针炙辨识》、《子午流经图说》若干卷。

 “试问林翁,何名何氏,细认来都不似,好三分似得石山居士。一种心苗,许多春意,却不逐杏花飞去。听傍人齐说,是这林翁,卢扁再生今世。”

这是石山居士汪机传作者李汛于上锦堂春题写的赞美汪机的一首词,附在汪机的生平最重要的代表著作《石山医案》一书中的前面,这也是目前我们发现的为数很少的有关汪机的诗词。             在《石山居士汪机传》中,李汛曾由衷感慨地写道:医生用药,好比将军用兵,如果不得其人,则要枉杀多少人性命呵!从前有个叫邓禹⑦的人常常叹息:“我这么多年统领百万大军作战,不知无辜死伤了多少人,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兴旺啊!”而汪机不仅不会伤及无辜,而且还凭自已高超医术,起死回生数万人,这些人又子子孙孙繁衍生息。二者相比较,这是多么大的功德啊!

汪机的得意门生陈桷是用这般简洁的文字概括和介绍他的老师生平:“先生姓汪氏,名机,字省之,别号石山,世居徽祁之朴墅。早岁习春秋,补邑庠弟子员。性至孝,因思事亲者不可不知医,复精于医,赖以存活者众,镜山李先生别传详矣,所著有《素问钞》、《本草会编》、《脉诀刊误》、《推求师意》、《伤寒选录》、《外科理例》、《运气易览》、《痘治理辨》、《石山医案》、《针灸问对》诸书若干卷行于世。先生生天顺癸未九月十六日酉时,殁嘉靖己亥十二月初四日戌时(嘉靖辛丑五月朔旦桷续题)。”

嘉靖己亥年(1539十二月,一代宗师、新安医学的奠基人汪机走完了他那仁者济世、悬壶救人的人生道路,享年76岁。超拔绝伦的医术,高山仰止的人品医德,成就了王道神医、一代宗师。汪机一生行医几十年,活人无数,是新安医学的理论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在祖国的传统医学中,永远闪烁着熠熠的光辉。

关于汪机的墓地,说法不一,版本很多,有学者称在祁门县城东边的青萝寺一带,也有人言在城北石山坞。为此笔者进行过多方考证,在走访县中医有关人士时,据县中医院刘人悦医生言,他曾翻阅过汪机后裔第十四代孙汪瑞泉抄录的《祁门朴墅汪氏通宗世谱》,此抄本前有“迁朴墅祖派列贰拾七字”,后列各辈系世传表。家谱中有汪机的墓地图,图中标明的地址在祁门东乡柽墅(即今金字牌镇洪村)一带。后刘人悦医生还到过实地找寻,发现确实有汪机墓,墓碑仍存,与祁门朴墅汪氏家谱记载相吻合,故汪机殁后葬于柽墅附近之说真实可信,确凿无疑。

 

注:李时珍(1518年—1593),字东璧,时人谓之李东壁。号濒湖,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撰《本草纲目》、《奇经八脉考》等。

李汛字彦夫,号镜山,新安祁门人,《石山居士汪机传》作者。曾为明代乡贡戊午科经魁,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殿試第二甲赐进士。任南京工部主事、郎中、广西思恩知府,著有《镜山集》。

歧黄也作岐黄,指的是黄帝及与其同时代的医官歧伯,为医家之祖。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以黄帝、岐伯问答的体裁写成,因而后世用即以“岐黄”代称《内经》,并由此引申而专指正统中医、中医学,更多的则是作为中医、中医学的代称。

仓扁,仓公、 扁鹊的并称。仓公(公元前205-前140) 本名淳于意。临淄人,西汉初医学家。曾任齐太仓令,故又称仓公。医术高明,重视经验积累,对病人的姓名、职业、性别、住址、症状、脉象和自己对病情的判断和病理的分析及治疗方法、治疗后的结果都做了记录,形成完整的诊籍,在《史记》中保存25例,是我国最早的医案,比西方早数百年。

扁鹊(约生于公元前404年,卒于前310年),真实姓名秦越人,又号卢医。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一说为齐国卢邑(今山东长清)人。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中的黄帝时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 

吴谦(1689—1748),字文吉,安徽歙县丰南人。清初三大医家之一,乾隆间太医院院判。曾敕编综合性医书《医宗金鉴》,共90卷,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简要的一种。

余午亭名淙,歙县富山人,以儒通医,曾受医于汪宦。午亭不负所学,潜心医理,临证疗治,效如桴鼓。二十年间,活人万计,咸目为“苍生司命”。著有《诸证析疑》四卷、《午亭医案》一卷、《医宗脉要》等书传于世。

邓禹新野县人,字仲华,东汉开国名将。幼与光武帝刘秀善交,后随其征战,天下平定,论功最高,封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定为高密侯,明帝时拜为太傅。永平初卒,谥号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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