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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灿烂的祁门古代医学

辉煌灿烂的祁门古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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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建县于唐代永泰二年(766),位于安徽省南端,与江西接壤。这里虽地处群山叠嶂之中,但自古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正如清代徽州同知姚杏山在康熙《祁门县志》序文中所言:“祁将五十里焉,古滕、薛国也,国小而俭,风朴而淳,然山川奇峭,多产异人,故文章功业不下它邑。……此礼义之国,有先王遗风焉!”其中值得一说的是,祁门古代中医学十分兴盛,名医国手,代不乏人。据不完全统计,自南北朝至民国时期,祁门史载名医160余人,著有医书40余部250多卷。尤其是明中叶到清初之际,涌现出一大批医学大家,不但享誉当世,还名播海外,影响深远,在中国中医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一、新安医学重镇

 

祁门自建县时起一直隶属徽州,徽州即今黄山市的前身,古称新安郡,始建于晋太康元年(280)。宋宣和三年(1121)易名徽州,辖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及婺源(今属江西)6县历代辖区略有变更,而后世仍多以上述一府六邑称之为新安。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夸赞:“新安大好河山”。古徽州有“东南邹鲁”美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育一方文化。徽州文化极具地方特色,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其内容博大精深,璀璨绚烂,具有整体系列性新安医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安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流派,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离不开徽州文化。新安医学受徽州文化的影响,其发展、兴盛又拓展了徽州文化的内涵,弘扬了徽州文化。

所谓新安医学,指的是古代在新安地域内(包括部分寓居外地)形成的地域性医学文化。徽州医学源远流长,东晋时期,新安一带已有著名医家出现。到了唐代,徽州医学研究逐渐开始。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徽商兴起,徽州经济、社会与文化繁荣发展,徽州医学兴盛,名医辈出,医籍浩瀚。尤其是儒医大量出现,他们根据徽州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性,提出了系统的医学理论,特别重视脾胃、肝肾和气血的调养,用药平正中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医学流派,世称新安医学。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自东晋迄清末,见于文献记载的新安医家有900多人,其中名医500余人,医学论著达800余部。医家之众,医籍之多,“在以地区命名之中医学派中,堪称首富”。(余瀛鳌《新安医籍丛刊》)在中国医学史、中医学说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有学者称新安医学是明清时期中医药学的“硅谷”,(徐子杭等撰《新安医学及其价值浅识》)这是对新安医学历史地位恰如其分的评价。

有学者将新安医学的发展上分为两个时期,大体上以明代正德时期(15061521)为界,之前为兴起时期,其后则是全盛时期。

据史料记载,徽州一带已知最早的医家是东晋时人羊欣(370442,曾任新安郡太守13年,“素好黄老,兼善医术”。在新安为官时,他就留意对这里的草药单、验方进行收集与整理,并撰写有医方著作《羊中散方》,是新安医学最早的文献资料。其后则有出生于皇家的陈叔安,是南朝陈后主之弟,于隋开皇十一年(591)由浙江严州桐庐迁居赤山镇(今祁门祁山镇),以医济人,颇有名望。可见,早在祁门虽尚未建县之时,在这片土地上就已见著名医家的活动了。

唐代以后,徽州文化开始发展,研究医学的也逐渐出现。唐时杨玄操任歙县尉,对《难经》进行注释工作,是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注解《难经》的继起者。这一时期新安已出现最早的药店“保和堂”,始自陆宣相传数百年,“而陆氏之歧黄益以有名于天下。”(陆彦功《伤寒类症便览·新安陆氏家乘》)大致在祁门建县不久,唐代宗时曾任太常博士的方可通弃职行医,游经祁之赤山镇时,爱此山清水秀,遂卜居。其医术得嵩岳道人方脉正传,高超灵验,济人无数,因其医德高尚,体惜百姓,祁门人民交口称赞,誉之为“扁鹊”。

从宋神宗元丰年间至宋末(10781276),新安地区文化已有较大发展,为新安医学的兴起揭开了序幕。徽州已知有名医14人,2人写了3部医学著作。其中歙县张扩(10541102),从学于湖北蕲水名医庞安时,随后又到四川向王朴学习脉诀,医名大振。张扩之学传弟张挥,又传子张师孟。张挥再传于子张彦仁,继传于孙张杲,仰承俯授达110多年。张杲以儒医著称于世,究心医学50余年,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写出了新安第一部医学著作《医说》10卷,此书博采宋以前古代医书案而成,记叙了从三皇到唐代名医110多人的临床治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后人誉之为“医林之珍海”。还有歙县黄孝通、休宁吴源、婺源程约、程怒倩、马荀仲等一批名医相继涌现,其中程怒倩著有《医方图说》,黄孝通于宋孝宗(11631189)时被御赐为“医博”。明代初年成书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书籍《普济方》,引《陈氏经验方》记载了宋时的一位祁门医生云:“神应散治腰痛,真是如神,此方得之祁门老医。”按此说法,这位祁门老医治病用药高明神验,应该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一位医家,可惜的是这里并未说明其名字与生平事迹。

这一时期因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州一带儒风昌盛,求学的仕子除了要学文学与经、史学外,还要广习天文地理、阴阳医卜等,亦儒亦医、弃儒从医者大有人在。祁门渚口人倪一升就是如此,他潜心经史,长于春秋,同时明天文地理之奥,擅阴阳医卜之术,曾入京求仕途不得,弃儒归隐家乡,以医卜终世。旧时祁门一带民间,人们称呼行医者既不是医生、大夫,也不是郎中,而是将其视为授业解惑的教师一样,尊称为先生。很可能就是因为那时的医生大多是出于儒家,而饱读诗书、学识渊博之故。

到了元代,徽州已知有名医12人,有4人写了6部医学著作。歙县翰林鲍同仁精研针灸,撰《通元旨要》、《二赋注》、《经验针法》;歙县吴以凝撰《去病简要》27卷;婺源太医王国瑞亦精针术,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一卷。休宁徐道聪精儿科,其子杜真精内科,撰《杜真方书》行世。此外,休宁太医提举程深甫、郡医学提领范天锡、医学教授马萧、张良卿等,均相继驰名于时。祁门名医徐存诚世居城北,祖上几代都颇有医名,其祖父徐仁斋精方脉,辟堂蓄药。徐存诚承家业,将药堂进一步发展,名“存诚堂”, 诊病送药,广济百姓,为当时徽州著名医家之一。

明初至正德末年(13681521),徽州已知有名医30多人,其中有9人写了11部医学著作,如程宏宾、汪源、许宁、程颉阶兄弟、吴显忠等医家都撰有医著。其中最重要的是休宁程充辑成《丹溪心法》5卷,使之更能体现丹溪学说原旨,成为医门的准绳,在新安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新安籍太医陆彦功于弘治十年(1497)撰写《伤寒便览》11卷。在这150多年中,新安医学较宋、元时期,稍有发展。祁门名医也渐渐增多,如汪轮出生于医学世家,为一时名医,其子汪渭(14331515)更是精于医理,造诣深厚,诊治杂病,百试百中,名声远振。而与汪渭大致同时的程昂(1442—1516)精于歧黄,以医名世,活人甚众。

自明嘉靖(1522)时起,新安医学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这时候医学名家大量涌现,纷纷著书立说。从嘉靖至明末,即有名医近150人,有45人撰写了96部医学著作。其中当以祁门人汪机为代表人物,他“行医四十载,活人数万计”,毕生研究医学,撰《石山医案》等医书13部76卷,创立“营卫论”学说和“培元固本”流派,开新安医学派之先河,为新安医学理论奠基人,被誉“王道医师”、“一代宗师”。汪机再传弟子休宁人孙一奎,曾以医术遨游于公卿间,并在三吴、徽州、宜兴等地行医多年,撰《赤水玄珠》30卷,以明证和论治条理见长,深为后世医家推重。歙县江颧编成《民医类案》12卷,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的专著。祁门人汪宦著《医学质疑》很有影响。祁门人陈家谟著《本草蒙筌》,更是为大医药家李时珍所推崇。从师于汪宦的歙县余午亭,民间素有“苍生司命”之美誉,著有《诸症析疑》、《余午亭医案》。祁门御医徐春甫编撰《古今医统大全》100卷,乃我国十大医学全书中最早问世者。此外还有:休宁方广著有《丹溪心法附余》二十四卷,歙县方有执著有《伤寒论条辨》8卷,吴昆著有《素问吴注》24卷和《脉语》、《医纂》、《医方考》,婺源江时途著有《医学原理》30卷、《丹溪发明》5卷等等。众多远近闻名的大医家涌现,大量的医学著作问世,使新安医学为之一振。

清代(1644-1911年),新安医家进一步开展了学术争鸣,涌现出名医300余人,著名的有程正通、程林、程郊倩、汪昂、郑重光、程国彭、吴谦、郑梅涧、郑枢扶、汪文琦、许豫和、汪绂、吴师郎.程杏轩、许佐廷等人。其中乾隆初太医院判歙县人吴谦,为清初全国三大名医之一。许多医学著作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其内容有医学经典的注释,理论的发挥,诊断、方药、运气等方面的学说,而且内、外、妇、儿、伤、后、眼、针灸、推拿等各科,无不具备,在新安医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有清一代,史载祁门名医79人,8人撰有医著13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本症高手许毓人、标症妙手姚仲南等人,祁门南乡人江之迈为康熙年间太医院御医。

民国时期,徽州一带虽也出了一些较有名气的医家,但总体上看,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之前,随着徽商的衰落,新安医学也盛况不再。祁门中医也日渐衰落,史载医家仅25人,其中最知名的是为人诙谐幽默、医术精湛的急病高手马如春。

祁门一直是新安医学的重镇,在新安医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活跃着祁门医家的身影,其中不乏名医大家,悬壶济世,远近驰名。有的甚至开宗立派,成为一代医学宗师,著述立说,影响深远,站在了当时新安医学的颠峰,为后代医者、祖国传统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许多医学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仍闪耀着熠熠的光辉,许多医书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和借鉴参考价值尤其是明代为祁门中医的鼎盛时期,名医辈出,医著众多。

2000年,黄山市评选“徽州千年杰出人物”,评选出30位古徽州千百年间最突出、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就有祁门明代大医家汪机和徐春甫。这是新安医学方面仅有的两位入选者,是祁门古代医学的荣耀。要知道古徽州历代人才辈出,名人多如繁星,其中不乏朱熹、陶行知、胡适、戴震、詹天佑、黄宾虹等诸多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最知名人物,而汪机和徐春甫得以与他们比肩,足见其影响之大、地位之高。

据清代同治《祁门县志》记载:“徽州为文公朱夫子阙里,祁为属邑,教化渐被,有邹鲁之遗风,地灵人杰,代不乏才”;“旧志称祁民多朴少黠,俗不尚淫巧,百工艺术鲜有精者,卜鉴无专家,惟学儒不成弃去辄学医。”只是道出了个中的部分缘由。综合起来分析,明代祁门医学兴盛的原因,一方面与当时新安医学整体发展状况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祁门古代医学独特的因素有关。

综观整个新安医学发展历程,明代中叶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这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明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着科技文化发展,而科学技术每一进步,又都迅速渗入医学领域,对医学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如出版业的繁荣,交通运输的发展,信息传递的加快等等,这些都为医学著作的出版、医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加速了医学的发展。加之明代官方尊崇儒学,奉行以孝、仁治国的思想,将医术列为行孝长辈的一个重要手段和仁心济世的表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医者,仁术也。”这些已成为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为医学的大发展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当时许多文人学子都受此影响,或多或少地了解掌握医学知识,有的科举失意后就由儒入医,或亦儒亦医,从而使得从医者的整体文化素质得到显著提升,医生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

另外,明代在社会分工上实行世袭制度,将全国人口按户分为民、军、医、儒、僧、道、匠等诸多类型,父业子袭代代相传。一旦某户人家被划归医户,那么就必须世代行医,只有年迈(一般过70岁后)或发生意外不能行医了,才可以退休。据明永乐《祁阊志》中记载,明洪武到永乐年间,祁门县共有六千余户,其中就规定了两户为医户,全家都以行医为业。这样一来,医家中世代业医者甚多,医学经验不断积累,医学理论代代深化,有利于医学专门化和精深化。明代还增加了医户子弟入仕途径,即在太医院增设了医学,挑选各地医户子弟中的优秀人才进行培养,学成后选进太医院任职;各地兴办医学,鼓励医户子弟入学深造,以备朝廷不时之需,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家的医术能够代代相传。

明清时期,徽商的迅速崛起并称雄天下,“无徽不成镇”。与此同时 ,徽州文化教育又因雄厚的徽商经济实力支撑而发扬光大。“贾而好儒”,使得古徽州“学而优则仕”蔚然成风,“虽十户村落,亦有诵读之声。”古徽州崇学重教、科举致仕之风亦然,尤其崇尚医学,百业之中惟对习医情有独钟,学儒不成弃去辄学医。认为官不至相位,不及良医泽被之广,许多人“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学而仕则医”,或先儒后医,或弃儒学医,亦儒亦医,悬壶济世。而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定的文化素质,为钻研医学奠定了良好基础。加之徽州的刻书业兴旺,出版著作的成本不高,徽商足迹遍及全国,为医籍传世、医名远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地域原因,因南宋定都杭州、明代建都南京,与新安(即古徽州)地理空间相距较近,加之当时水路交通发达,黄金水道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一衣带水相连,这也是明代新安医学繁盛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有这些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才使得许多新安名医的声名远播和大量医著的传世、广为流传,形成了“北有华佗、南有新安”的新安医学的灿烂繁盛。

明代祁门医学兴盛也有着独特的因素,一是医学大师的带动作用巨大。明代祁门名医迭出,许多医家出身名医世家或为名医的弟子高徒,耳濡目染,衣钵相承,代不乏人。尤其是明中叶后祁门出现了汪机和徐春甫两位开宗立派的医学大家,影响深远,从师者众,言传身教,桃李芬芳,极大地促进了祁门医学的发展。如汪机本人就出身于医学世家,其祖父、父亲、叔叔等都是一时名医。汪机时列明代四大名医之一,清人称其开创了新安医学派之先河。因为祁门地处皖南大山之中,古时的道路交通极为不便,汪机的行医范围也十分有限。从《石山医案》和李汛的《石山居士汪机传》可知,主要局限在古徽州和邻近的江西东南一带,最远的到过江西九江附近,然而,他虽为一介布衣却为正史所传,为世人所称道。据医书记载,当年汪机在治病时,许多医家围观其诊治、处方的全过程,目击之手录之而效之。这些都佐证了汪机医术的高深绝伦,影响之巨大,跟随其学医的为数众多,其再传弟子更是不可胜数。名师出高徒其中自然以祁门人最多,如陈桷、周臣、许忠、程廷彝等都师从其学且成就斐然

徐春甫在京师一带名望极高,发起并组建了我国也是世界第一个医学学术团体 “一体堂宅仁医会”,医家名流汇聚其中。跟随徐春甫学医者众多,仅在京的祁门人就有其侄子徐良名、徐良佐和李应节、汪腾蛟、胡允祖等。一体堂宅仁医会共有46位会友,其中就有12名祁门人,此外还有一些未进入太医院和医会而在京城业医的祁门人,可见当时京城祁门籍医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也是很具实力和影响的,这也离不开徐春甫的提携与相助

二是与祁门中药材资源丰富有一定的关系,祁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形复杂,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生态环境十分优越,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宜野生动植物药材的生长繁殖,故中药材资源门类齐全,种类繁多。清同治《祁门县志》载:县产药材160种,其中地道药材106种。建国后,先后三次进行过中药资源普查,据1985年第三次普查的资料显示,祁门拥有中药材277科895种。其中最为知名的有祁术、黄精、祁贝母、祁蛇等。如黄精古称黄芝,祁门民间俗称为老虎姜,以根状茎入药,性平而味甘,主治脾胃虚弱、头晕腰酸、肺虚咳嗽、消渴等症。明万历年间(15731619),九华山僧人特地来祁门,收购黄精经九蒸九晒炮制成“九华黄精”,品质上佳,求药者众。祁术为祁门白术的简称,白术是名贵中药,古医书称之“为脾脏补气第一要药也”,具有补气健胃、补血壮筋等功能。国内许多地方都出产白术,但以产自祁门深山的品质最佳,故以产地冠名为祁术。清末,祁术在南洋国际土产博览会上荣获质量优良奖,出口日本和马来西亚。贝母也是一种常用的名贵中药,性寒而味苦,有清热化痰、开郁散结之功能。因产地不同,贝母分为好几类,产自祁门的称祁贝母,为品质上佳者之一。明代时,祁门中药材颇有盛名,已作为贡品,据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徽州府进贡太医院的地道药材748斤,绝大多数就产自祁门。

境内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为祁门古医学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历史上有许多祁门人对中药材研究精深,因擅于用药而成名医。如明代陈嘉谟以医药造诣最深,所著《本草蒙筌》就是主要阐述中药学的医书,李时珍对此书甚是推崇,并在《本草纲目》中多处引用该书内容。而明代实行的医户制、太医院选拔制和药材进贡等制度,也给祁门一些拥有独门妙药的医家创造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如明代祁门人胡田擅针灸,于弘治十八年(1505)任县医学训科,他就是在送药材至京城进贡太医院时,考中御医。而祁门历溪人则更为典型,他当地单方草药郎中,来到京师后很快出名,被提拔进入太医院的御药房。民间相传以“断金草”解下皇子脖子上戴的金项圈、救了皇子一命的故事,虽无法考证,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中草药极为熟悉。

历史上祁门名医迭出,医著宏富,是新安医学的重要发祥地,在新安医学及中国古代医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中国御医之乡

 

祁门被誉为“御医之乡”,据有关人士调查,截至目前为止,已从史志资料和谱牒中发现有文字记载的明、清两代祁门籍(不包括祁门迁往异地的)御医达21人之多,其中明代20名,清代1名一个人口仅有数万(明代中后期祁门县人口为4万多人)且地处偏远的山区小县,一时间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御医,实为罕见,这是新安医学的荣耀。

什么是御医?历史上关于御医的叫法很多,各朝各代都有所不同,职责分工也各不相同。通俗地说,御医就专门为皇帝(包括皇室和宫廷人员、王公大臣)治病的宫廷医师

御医的历史很悠久,从现存的资料中看,医者,首先出现在宫廷中,在西周之前,医者都是为帝王服务的。周朝时设有官职医师上士、下士,掌医之政令。春秋以后,医生才开始在民间普遍产生。战国时期,可以看到有关太医、太医令的一些记载,从而才对宫廷御医和民间医生有了一个初步明确的划分。秦时正式设有太医令丞,主管全国与宫廷之医疗事宜,下面分设侍医、医长等职,侍医就是在皇帝身边的御医两汉时期,基本沿用秦代医疗制度,太医令丞仍然作为最高行政领导,下设太医监、侍医、尚药监、药长等职,其中侍医负责为皇帝诊治。代开始,为了负责皇室成员的治病与保健,在医疗体系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系统,设立太医署、尚药局、药藏局,其中太医署主管官员为太医署令,主要职责是掌管全国的医疗工作,还负责进行医学教育和培养医学人才。尚药局是宫廷内皇帝及皇后等专门的医疗保健机构,负责宫内的疾病治疗、御药的制作及试尝。药藏局则只负责给太子治病保健。隋文帝时,太医署中有太医令2人,从七品下;丞2人,从八品下;此外还有主药、医师、医生、医博士等诸多名目。隋炀帝时又增设医监5人、医正10人。这些人中太医令为行政管理长官,太医丞为副手,医师、医正、医生是负责具体诊治、护理病人的医生,医博士主要的职责就是教授医学。唐及五代沿隋制,唐设太医署令2人,从七品下;太医丞2人,医监4人,同为从八品下;医正8人,从九品下。北宋时在中央设置了翰林医官院,掌管着为朝廷提供医药、派遣御医、选拔人才、编纂医书的重要职能,是宋代医疗的最高管理机构。到1078年时改名为翰林医官局。医官在宋代刚开始为武阶,后来改为文阶,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为从六品,是官职最高的;成全大夫、保和大夫、保安大夫、翰林良医为正七品。大夫本是一种官职,现在人们习惯把医生称为“大夫”,就是从宋代开始的。金代将医官院改名太医院,最高长官称提点,为正五品,下设使、副使、判官等,“掌诸医药,总判院事。”太医院还主管医学教育,另还设有各种名称的太医和医官。元代亦称太医院,秩正二品,最高长官开始称为宣差,后改为尚医监、太医院提点等,之下设院使、副使、判官等名目。元代太医院掌管一切医药事务,官员品秩普遍高于任何朝代。

目前已知的祁门籍御医都是明、清人,下面就重点介绍一下这两朝的太医院和御医情况。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太医院,登基前就仿元制设置全国性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叫做医学提举司,负责医学教育的推广,中设提举为从五品、同提举从六品、副提举从七品、医学教授正九品,还有学正、官医和提领等职位均为从九品。不久改医学提举为太医监,设少监(正四品)、监远(从五品)。洪武元年(1368)在南京设太医院,职官设置为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簿正七品。洪武六年(1373)始设“御医”,作为太医院职官的一种(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御医概念并不相同)。洪武十四年(1381)改设太医令、太医丞、吏目各1人,御医4人。洪武二十二年(1389),特地对太医院官职进行了规范,改成院使、院判、御医、吏目4级,另设医生、医士数名,并从级别上正式将太医院定为正五品衙门,院使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院长,也就是五品官员;院判相当副院长之职,又有左院判、右院判之分,御医当时为正八品,吏目为正九品,医生、医士均不入品,这个规制一直延续到明末。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新建了一个太医院直接为北京皇室服务,设院使1人,院判2人,御医4人(后增至18人),吏目1人。隆庆五年(1571)设御医和吏目各10人,下设医官、医生、医士若干人。而南京太医院归北京太医院领导,仅设院判、吏目各1人维持事务,其下只设置一些医士充数。

明代太医院职能与前代相比有所变化,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全国最高的医药管理机构,总揽全国医政事务,但主要职能集中到皇宫内的医疗保健服务上面来,宫廷之外的医疗事务大多由地方机构来管理。太医院的医政管理功能渐渐淡化,医疗保健功能不断强化,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家专属的御医院了

明代朝廷机构设置复杂,即使是在宫廷医事上,也非常细致,诸如御药房、典药局、安乐堂、浣衣局、月子房等等都与之有关联。如御药房明初叫尚药局,后改为御药局,主要任务是监制御用药饵,兼管收储各地进贡的名贵药材。设有尚药御奉2、直长2、药童10,俱以内臣也就是太监充之;另置御医,由太医院医官担任。嘉靖十五年(1536),在紫禁城的文华殿后面又建了圣济殿,作为御药房办公所在。圣济殿御药房由提监和太监管理,由御医轮流值班。御药房管理的都是宫廷用药,因此每个环节都有严格规矩,不允许出半点差池。祁门历溪人王曾在圣济殿担任过吏目,后来因医治皇太子奇病有功,迁御医。御药房专为皇帝服务,而太子所在的东宫则设典药局,负责皇太子的医疗保健。这些宫廷机构虽以太医院为中心,职员也由太医院统筹委派,但相对独立,互相制约,太医院并不能统一领导。太医院除了可以安排宫廷各医疗机构人员外,还可以统筹地方医疗机构的人员派遣,负责医官、医生的选任、差派、考核、奖惩等。

清代太医院沿用明朝旧制,但只有北京一个太医院,总揽医药行政及医疗大权。清初,御药房也划归太医院管理,全国医官也由太医院差派、考核、升降,从而加强了统一领导。但这种体制未能坚持下去,后来太医院的功能有所削弱,改由礼部管生药库,总管太监管御药房。

清代太医院最高领导仍称为院使,以下为左院判、右院判,然后是御医、吏目、医士、医生等。一般情况下,太医院的职数与级别是有规定的,院使原为正五品,院判原为正六品,宣统时院使升为四品,院判升为五品。御医在康熙时定为正八品,雍正、乾隆时期升为七品并准六品冠带,宣统时升为六品。吏目原来八品与九品各一半,宣统时也分别升一级。医士最初不是官职而是学位,雍正时定为九品实缺官。医生则无品。职数也有限定,据《清史稿·职官志》中记载:太医院的大夫分四个级别,第一等御医13人,第二等吏目26人,第三等医士20人,第四等医生30人,这个数目在不同时期并不一致。

在太医院中,虽然医生以上的都被统称为太医,但只有从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医士这几级是可以独立看病的大夫,也就是说有处方权。医生分为食粮医生(或称粮生,主要担任缮写等工作)、切造医生(负责药物的炮,炙调制)医生的“生”字是“生员”的意思,相当于见习大夫,不能独立给人看病。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说的御医,并不是单指太医院大夫中第一等的那十来个人,而是包括任职于太医院且能给人看病有处方权之人,也就是从院使到医士这几级有官职的大夫。

太医院中医术分科与近现代医学大致相同,明代分为大方脉(成人内科)、小方脉(儿科)、妇人(妇科)、疮疡(皮外科)、针灸、眼、口齿(口腔科)、接骨(骨外科)、伤寒、咽喉(喉科)、金镞(刀伤外科)、按摩、祝由共13科。清初裁去金镞、按摩、祝由3科,增开痘疹科;到康熙时将痘疹科并入小方脉(儿科),又将口齿和咽喉并为一科,于是成为9科。御医按所长以一科为主,同时还要兼习它科才行。如针灸学一直是中医学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法,很早太医院中就重视此技术,明代祁门的胡田就是个中高手,并藉此考进太医院当上了御医。可是到道光,由于认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从而废止针灸科。同治时又将原来的伤寒、妇人两科,归入大方脉,加上小方脉、外科、眼科、口齿科,共为5科。

明、清时期,要想成为一名御医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般情况下,太医院所需御医都需要特地培养,明代太医院内设有专门的培训机构,分不同科目培养御医的后备人才。能有资格进入这个培训班深造的人,必须是正宗的医户子弟,经考试选拔后择术业精通且年龄适合者录取。入选学生称为医丁,按所长分科学习,以一科医术为主,也要兼习其他医学科目。

医丁要读书刻苦学习医术,每年分四季考试,3年大考一次。考核都合格者,由太医院向皇上或吏部、礼部推举,才可录取为太医院的医生,但没有单独看病的资格而只是见习大夫。不及格者可学习一年再补考,3次考试不及格者,黜免为民。医生还要继续学习, 1年后经礼部考核一等者,遇有空缺才可录取为医士,这时才能给人看病且能领取俸禄。也就是说,从开始学习到进入太医院成为有处方权的医士,至少需要4年时间。

太医院医官晋级也有规定,吏目由医士升补,御医由吏目升补,一般不准跳级。而且升补的条件很严,比如医士升吏目,除了医术要高明外,还有时间限制,只有在内廷做满3年医士,或者被太医院外派到地方工作满6年,后来又改为内廷做满6年或者外派满9年,才有资格应试,考试通过后才能升补成为御医。而御医升做院判,至少要做满9年。而这还要看上一级是否有缺额,有空位时才可以升职,没空位则暂不升职,但升级条件符合者可以升俸,也就是先享受经济待遇。而医士以下的低级医生压力很大,考试成绩不佳的,降级降奉,只准在太医院从事锉碾药物等工作,再次的则被逐出太医院。可见,在太医院里,每晋级一步都十分困难,能当到御医这个级别已非常不容易;而再往上的院判、院使职位少之又少,许多人在太医院辛苦一辈子都无法当上。

 当然,这是指常规的御医培养情况,明代还通过外访保举医官医士,以补充太医院,即由各地举荐精通医术者,由礼部送太医院考试,通过者直接由太医院奏进圣济殿供事。此外,也有不经过考试的,如明代朝廷有条文明确:各地医官子弟中有精通医术者,可捐纳送吏部免考获得吏目等官职;另若有医生被皇帝看中,自然无须经过上述程序,就可以直接进入太医院当御医

清代沿袭了明代这套御医选拔制度且条件更加严格,据曾在清太医院担任过御医的任锡庚于1916年所撰的《太医院志》中记载,想进入太医院培训班学习的人,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能读懂领会医书,还要通晓京语(这一条对祁门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从前祁门人说的都是本地土语,与京语差异甚大。可见明、清时期,祁门人要想成为御医,语言也是一道难关),此外还要有一位六品以上的官员推荐。

太医院最重要的服务对象当然是皇帝,包括后妃和皇子、公主,能给这些人诊治的都是太医院里的重要人物,如院使、院判和几个医术高明的御医一级的医生。王公贵族、文武大臣有病时,也可以请御医医治,有时皇帝还会将御医赏赐给在外守土或征战的重臣,为其短期或者永久贴身保健治疗,以示恩宠最特别的是,遇有刑部监狱中的囚犯生病,竟也要太医院派员诊治,《太医院志》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刑部上奏经皇帝准许,由太医院派医士一名常驻,以方便给关押在监的犯人看病。而当时太医院的医士们“多不乐为”,经过“往返咨商”,后来 “准以医生咨充”,也就是让太医院里无处方权的见习医生去从事这份没面子的苦差。到了光绪年间,驻刑部的大夫才升为医士,并给予“三年期满,以九品吏目即补”的待遇。

即使当上了御医,也不是一件美差事,民间素有“太医难当”的说法。从官职上看,明、清时期,哪怕是太医院的最高长官院使,也不过四、五品官而已。当然也有的御医因给皇帝或后妃、皇子公主们治病有功,受到皇上赏识而被破格提拔,最典型的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太医院院使许绅将在壬寅宫变中差点被勒死的嘉靖帝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功劳卓著,此后被封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官居一品,这也是历史上由御医所升的最高官职了。但像这样的情况毕竟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御医都是低级官员,如吏目只是八、九品,还抵不上县令一级的七品芝麻官。而且俸禄少、待遇低,明代规定凡在太医院取充医役者,可以享受免除原籍民差。除了这点待遇外,至于收入则十分微薄,如成化十年(1474),医士有家小者月支米7斗,无者5斗;医生有家小者月支米4斗,无者2斗。可见,太医院低级医生连填饱自己一个人的肚子都成问题。即便是高等级的御医也不宽裕,往往要在闲暇时私下里给民间人士看病,以增加收入贴补家用。

平时,太医院的院使、院判、御医等,每天分班在御药房轮值。而一旦帝王出巡,太医院都要派20多位医药人员随从,一路小心侍奉,很是劳累。有时连皇帝也觉得过意不去,据《太医院志》中记载,雍正四年(1726)时,皇帝就曾特地给吏部发了一道上谕说:“太医院官先年出外,甚是清苦,嗣后随扈出行,如何优给之处,着该部议定,以为常例。

御医们的工作十分辛苦,责任大,压力重。一般情况下,太医院主要任务是随时听从宫内差遣,一旦皇帝或后妃有病,立即进行诊治。而给帝后们治病可不是小事,有规定的程序,必须严格遵守。就拿诊脉来说,先要由值班的太医院院使或院判诊脉,接着再由值班御医诊脉,然后每人将自己诊脉情况意见提出来,大家反复探讨后一起拟定一个处方,处方上将药帖连名封记,药方下还要标注清楚本方的药性、治疗病证的效果等等。

一旦确定好药方,就要据方制药。御药制作也是丝毫马虎不得,要有太医院院官和太监一同监视以防止任何一方出差错乃至做手脚每次都是将两服药合在一起煎熬,药汤煎成后,分成两份,仍是一服药的药汁,一份先由值班院使或院判、御医、太监3人逐一尝过,确认没有问题,才将另一份进献给皇上喝。这套诊治和制药全程,都有专人详细地记录在医簿上,由所有参与的医官、内臣签名后,加盖上“中书省印合缝”,以备查考。

总的来说,给皇帝看病犹如“在钢丝上行走”,御医的一举一动,关乎皇帝的安危;开出的一剂一方,也联系着自己的身家性命。治疗效果好则平安无事,有时还可能得到皇帝赏识而论功行赏。但若是诊治失误或效果不佳,就会惹上大祸,甚至会掉脑袋。在历史上,因为看不好病,皇帝迁怒于御医的事例实为寻常。御医们承受的心理压力有时会超乎想象,如上面所说到的许绅,虽因救活了嘉靖帝而得到赏赐升官,可是他在抢救治疗之时,因普通方法难以奏效,冒险下了重药,犹如赌博般地将自己的前途甚至全家性命都系于此一剂药上,虽获得成功,但却落下心病,事后每每想起诊治情景都冷汗如雨,神志恍惚,久而久之一病不起,以至于病逝了。

除了太医院里的御医,还有一类医生有时也被冠以“御医”的名号。他们大多是民间的医生,有的甚至是朝中官员,由于医术高、名气大,被皇室知晓,而特地会请去给皇帝及其亲属治病。如祁门明代大医家汪机的弟子陈桷,曾到京城行医,据说就得到过皇帝赏识并赐以“钦赐良医”匾额。而明代祁门西乡人邬天也是如此,被赞为“国手”,皇帝御赐为进士。当然,这类医生虽说给帝王看过病,但没有在太医院里供职,因此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御医。

明、清两代,祁门人在太医院任职的有21人,只有周仕元一人当上了院判,是祁门御医中最大的官。此外为御医12人,吏目8人,其中最有名气和最有影响的当属徐春甫。任职太医院时,徐春甫虽然只是职务与级别并不高的御医,然而在以他为主的一体堂宅仁医会中,却汇聚了当时众多的京城医家名流,其中不乏达官显贵,包括太医院院使、院判等也在其列,都惟其马首是瞻,足见其在医界影响之大、地位之高。

由于明代的医户制度,医术世袭是当时医学流传的主要方式,因而世代医家很多,御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在祁门籍御医中,有父子御医,如胡文昭和胡道立;有兄弟御医,如胡文昭、胡文信;明代祁门还有两位胡姓御医胡田与,有人说是胡田的侄子,另有一说是胡田的儿子。此外,祁门还有师生御医,如汪宦和徐春甫。

祁门已知最早的御医为南乡人康城,大致是明景泰到正德年间人。也就是说,明代祁门的20位御医都是中后期人,尤其是集中在嘉靖到明末这段时间内。那时的太医院,从院使、院判到御医、吏目,也不过40人左右,而其中往往就有数名祁门人,如与徐春甫同时在太医院任职的祁门籍御医,就有汪宦和。遥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在顺天府(北京)紫禁城里,活跃着这样几位祁门人,操着方言乡音商议着为皇上看病事宜,那是一幅多么有趣的画面呀,也足以反映了当时祁门医学之盛、名医之众。

斗转星移,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御医这个群体早已不复存在,离今天渐行渐远,留给后人的是众多传奇故事与神秘的背影。从医学角度上说,御医还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历史上各朝代御医都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医家,医技精湛,有的甚至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他们在治病救人的同时,还著述医书,传播医学,为我国中医发展做出过贡献。而御医们留下的大量医案、医方,都是古人医药智慧的结晶,对今天的医药界仍有很多的参考和利用价值。尤其是作为皇室的保健顾问,明代御医特别重视养生保健,在徐春甫等众多医家的著作中都有专篇论及养生观念与保健意识,推动了中国传统养生思想的发展。今天,如果分门别类地对这些秘而不宣的宫廷秘方加以整理和开发,对养生文化加以继承与发展,将是一项惠及苍生的大好事而御医众多的祁门县,如果能够打好御医之乡的招牌,做足御医文化文章,必定会对极大地促进祁门的医药事业发展,进而对全县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各方面都产生巨大的推动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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